晓竹天下 个体空间

【题记】这篇文章是我的一篇思考论文，起因是《动向》张伟国先生10月初打电话来约稿，要1200字左右，一动笔就觉得不对，但思之所至，随它去吧，难得有这罗里罗嗦的兴致，为近期所无，最后竟成此一万字左右的长文。此文虽在一日之内写成，累得半死，将来再不为也，但这个问题似乎长萦绕于心，有时是在潜意识中，这次写下来的，也不是思考成熟的结果，而是过程的一部分，供有兴趣者参考。

这里说觉醒不是觉悟，而是一觉醒来。当然，现在的中国仍然在睡大觉，这个睡狮沉睡千年，共产党是最后一梦，而胡锦涛是最后一梦的梦话。当然，这究竟是个好梦还是恶梦，这梦话是好听还是难听，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因地而异，我认为可以置而不论，但既然是梦，就总归要醒来。我认为这个“醒”应该是四个觉醒。

海峡那边都“倒扁”了，海峡这边还不能“骂胡”，两岸政治社会差距之大，由此可见一斑。但两千年多年以来，中国“官重、民轻、社稷次之”的畸形结构，是毋庸讳言的，官一重，万物皆轻，这不必归咎于中国的“酱缸文化”，也不必归咎于中国人的“劣根性”。因为在我看来，只要是文化，就会有糟粕，只要是人，都有劣根，叫做权力的万有引力，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。中国人缺乏是非观念，愚昧落后，根本原因是这个大一统的独裁官制，尾大不掉。换句话说，一旦切除了这个比狮子头还要大的孔雀尾巴，我认为以中国人实践理性的大智慧，以中国人小心谨慎的态度，以中国人拿来主义的小聪明，其他问题都可以依次解决。

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是：有宪法而无宪政，有权力而无权利，有法律而无法制。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，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但是要再上层楼，就非解决这三个问题不可，亦即从虚设宪法到实体宪政，从政府的无限权力体制到个人权利的保障体制，从法律虚文到真正法制。共产党不是说转型吗？我认为这三条就是转型的主要内容，应该说，转型的目标是清楚的，在党内外也有广泛的共识。

西方有个解构主义，中国也有。西方的解构主义是学院版的，中国的解构主义是政党版的。共产党就是解构主义的。难道不是吗？共产党上台以后，先是解构了传统文化，以毛泽东思想与党文化取而代之，然后解构了中国的社会生态，以人民公社解构农村，以工商业改造解构城市。现在是共产党解构主义的第三个阶段，这就是共产党的自我解构。共产党解构共产党，是大卸三块。为什么说是大卸三块呢？我没有什么理论，我只是从字面上来解读的，也就是把共产党这一个词，读成三个字，也就是说，共产党大卸三块，一块是“共”，一块是“产”，一块是“党”。

世界上很多事情是矛盾的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而如何处理两难困境，很可以看出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气质与特点。九一一以后，美国面临空前的安全隐忧，《爱国者法案》在美国国会仓猝过关，它给予联邦政府更多监视一般民众生活的权力。但是，反恐的新形势并没有改变美国一般老百姓对联邦政府的不信任态度，因此，自该法案生效以来，各种争议与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。

对于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，国内知识界出现了不同声音，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认为，正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扭曲作用，以及改革动力与共识都已经丧失，再往下改会面临动乱与失序的风险，所以他认为，中国目前不宜再“进行涉及重大利益的改革”，而应“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，并重建改革的动力”。孙教授的事实分析切中时弊，我完全同意，但对其结论不能认同。因为实在说来，中国已经进入转型的临界点，如箭在弦上，而且箭头上的火药引信已经点燃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停一退或一犹疑，中国就会内爆的。在这个临界点上，转型固然有成功与失败的可能，但不转型是不可能的。此非立足之地也。

中国的局势常常是测不准的，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表。胡锦涛先生一上来就收紧意识形态，关闸又断水，中国社会转型的航船就只好搁浅，但谁知这水落之后，还有个石出的结果：一部分骨头比石头还硬的知识分子逆向操作，脱颖而出。

黑格尔有一个概念，叫做历史的狡诈，意思是说历史上进步的东西往往要靠落后腐朽的东西来促成，老子讲“反者道之动”，应该是一个道理。中国的进步，以及中国的自由与民主，端靠共产党的腐败，共产党不腐败，哪里来的自由民主？而且，共产党不腐败到家，自由民主也不会有希望，这叫做瓜熟蒂落。

古今中外，老百姓维护自己的权益、反抗压迫，无非三个办法：一是动口，二是动脚，三是动手。什么是动口呢？这就是靠老百姓说话表达意见，形成舆论的压力，统治者知错改正，这是最文明的办法。什么是动脚呢？这就是老百姓走上街头，形成压力，督促统治者解决问题，比如最近香港人上街要求政治改革，以及国内老百姓到当地政府机关去讨公道等，应该说这也是文明的办法，但要麻烦老百姓动动脚，走走路。

松花江污染事件曝光以后，国内的互联网上一片骂声，我从这里看到了中国的一线曙光。有人可能说，老百姓开骂骂不倒共产党，但我认为，老百姓开骂可以骂出一个新中国。中国的政治太陈旧了，一百年以来，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但领导人的心态变化不大，跟北洋军阀时期差不太多。虽然说，袁世凯穿的是长袍马褂，胡锦涛穿的是西服革履，但脑子里面那些专制主义的东西，好像差不太多，用词可能不一样，但骨子里差不多。

今年七月一日中共七十八周年纪念日前後，中国国内除一些官式的庆祝集会、宣传活动以及领导人千篇一律的讲话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声音，尤其听不到对中共历史的反思与未来出路的讨论声音。中共高层缺乏自我创新改革的活力，予人老态龙钟的印象，由此可见一斑。然而，无论从国际环境的变迁还是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审视，中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；如同侏罗纪末期的恐龙，一方面中共仍占据着中国政经社会生活的大部分空间，但大环境在发生巨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（变化的速率还在不断增加），而另一方面中共内部日趋僵化，缺乏因应变化的机制与新思维。两者相加且交互作用正是中国体制种种病患的总病根，若不做根本改变，将足以在未来五至十年内陷中华民族於政经秩序崩溃之边缘，更不必言实现振兴中华的目标了。有鉴於此，尽快实现这个有六千万党员的政党的再造与转型，就成为中华民族现阶段具有高度紧迫感的历史任务。

【作者按】最近，中共通过并公布了“十一五规划”，作为未来五年（2006－2010年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“指导方针和总体部署”。中国处在发展的关键期，胡锦涛想把中国领向何方？共产党治理中国的思路以及走向如何？能否应对现实的挑战？我将以随笔的方式，按“十一五规划”的46个段落，一一予以点评。(2005年10月19日记）

法新社今天报道说，中国环境规划院2003年调查报告的数据，与世界银行的有关数据相吻合，亦即中国每年大约40万人早逝于空气污染而致的各种疾病。其中，30万人死于室外空气污染，而11多万人则死于室内空气污染。

自古以来，中国的精英就重视这个“民”字，叫做“以民为本”，在传统社会，这个事情比较好办，汉文帝就解决了：一不与民争利，二以农业为本。但到了近代，中国要工业化，要现代化，落实这个“民本”就难上加难了。不能说近代精英不再重视“民”了，也不能说他们没有把这个“民”放在心上。从到梁启超提倡“新民说”，到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，到毛泽东搞人民战争，后来又搞了无数群众运动，直至今天，胡锦涛不是还在说“情为民所系，权为民所用，利为民所谋”吗？

中国人常说：是骡子是马，出来遛遛就知道了。可我们的总书记最不喜欢出来遛遛，怕招蜂惹蝶，故说起话来遮遮掩掩，模棱两可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；走起路来小心翼翼，左顾右盼，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；明明是中国的第一把手了，却喜欢幕后运作，只要有可能，事情希望别人做，责任希望别人担，至于他自己呢？最好是谁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是什么药。总书记究竟怕什么呢？我看总书记什么都不怕，只是染上了林黛玉综合症。

这个星期，中国发生了神五、神六两件大事，神六是神六升空，神五是五中全会，我为神六感到高兴，为这个神五感到沮丧。为什么说五中全会是“神五”呢？因为它开成了一个神仙会，不疼不痒的，这就是中国的一个致命疼痛，或者叫做致命伤：中国社会的疼痛反映不出来，下层老百姓的疼痛反映不出来。反过来说，如果能反映中国疼痛，那么这个议起码应该多一点透明度吧？是不是应该像神六升空一样，多一点现场报道呢？为什么要搞得那么神秘兮兮的呢？有那个必要吗？

中国人说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，这个情况维持了一千年多年，现在有了开山修路的机械设备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人们觉得蜀道并不是那么难了。中国的改革有如蜀道之难，尤其是政治改革，也是难于上青天。我觉得，倒不是共产党整个的不想搞政改，中国有将近七千万共产党员，如果一个一个问，恐怕99.99％的人都会说，中国必须要政治改革，民主化是方向。

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，就像穷人拾荒捡破烂一样，一定要满山遍野到处找，发现了一点什么烟盒水罐的，就不免眼睛一亮。今天李敖先生去大陆拾荒，大家要给予鼓励，捡到什么当然好，捡不到也没关系，慢慢来嘛！不是我悲观，中国的言论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要一砖一瓦的积累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老百姓翻身也是一步一步来的，先是做第九等奴才，然后争取第八等奴才的待遇，再第七等、第六等、第五等、第四等、第三等、第二等，一直做到第一等奴才，最后才能翻身做主人，扬眉吐气，也不可能一蹴而就。

中国社会的矛盾如此尖锐，实在说来，谁坐在中南海的大位上，屁股都要扎满刺的，这不是件容易差事。史书上说，历代皇帝搞到焦头烂额时，如坐针毡，压力太大，必须有个心理舒解的办法，最常见的，几个太监侍臣为皇上文过饰非，吹吹拍拍，当然搞得好，还可以带动满朝文武，众口一词，也是一种“与中央保持一致”的办法。当然，皇上清楚，大臣们也清楚，吹吹拍拍只是“过瘾”而已，顶多是心理治疗，而要解决问题，还是要靠变法、靠革新吏治，因之，太监的假大空之外，必须还要有个办实事的宰相府，而且太监不能干政。

改革是好事，很少有人说共产党改革不好，但中国的事情需要深一层看，在我看来，中共的改革不但有“恶劣”在其中，而且本质上是一种“饥饿”表现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没有“恶先生”与“饿先生”，中国的改革就不具备条件，就没有动力。自从五四以来，读书人就喜欢讲“德先生”与“赛先生”，但这两位好好先生无论如何管不了共产党这个顽皮学生，如果我们希望共产党好学上进，不把这两位凶神恶煞请进门，那是没有希望的。实在说来，“恶”与“饿”是推动中国历史车轮的真正动力。

中国有句老话，叫做“得人心者得天下”，这是孟老夫子的一句老掉牙的老话，在与时俱进的今天，孟老夫子这句话应该改为“得人肚者得天下”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共产党贪污腐败，地方官员为非作歹，鱼肉乡里，无论从哪个方面看，都不能说是“得人心”的，但是共产党仍然稳坐江山。为什么？因为共产党得了“人肚”，中国经济以百分之九以上的高速度增长，实在说来，这也是不小的成绩，因此，只要能继续得“人肚”，共产党执政应该没有问题。

共产党最大的问题在于，精英自我调整的能力差，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。用共产党的话说，就是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，或生产关系不能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。怎么办呢？有两个前景，一是让共产党统治适合中国发展的需要，一是让中国发展适合共产党统治的需要。不过这都不是什么好办法，因为前者意味着共产党要亡党，后者意味着中国要亡国。在亡党与亡国之间，胡锦涛也不容易，即使不是焦头烂额，起码也愁出一头白发了。当然，胡锦涛的白头发属于国家机密，外国人看不见，我们也不好枉自猜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胡锦涛犹疑徘徊，共产党体制问题积重难返，这里面有苦衷。很多人批评胡温改革“治标不治本”，其实共产党真能治一治“标”就已经很不错了，因为实际情况是，癌细胞已经扩散，什么是“标”什么是“本”根本就说不清，五脏六腑都在癌变，到哪里去治“本”呢？要治本，恐怕唯一的办法是找一棵歪脖树。

最近国务院开会，温家宝强调加大改革力度，重点推动四个方面的改革，叫做“四个重点”。可爱的温总理很有“重点”意识，但显然“钟点”意识不足，这些话十年前说，叫做“英明”，到今天还说这些话，叫做“天真”。十年中国经济顶多翻一翻，但官僚体系及其劣迹却已经翻了两翻、三翻了。有鉴于此，原来官制一点点变型，现在看就是七扭八歪，不成体统了。这个官制已经不是“上梁不正下梁歪”，而是上梁正、下梁也歪。或许上梁歪了，下梁才能调正。中国的事情要歪打正着。

平常百姓勤俭持家，劳动布的工作服是“新三年、旧三年、缝缝补补又三年”，大概十年周期。当然，现在工作服的质量下降了，衣服还没有穿旧，不是跑线，就是穿洞，非要缝缝补补不可。这个“超前”情况类似共产党的领导，因为按照总设计师的设计，最高领导人是十年任期制，也是“新三年、旧三年、缝缝补补又三年”，邓小平还是勤俭持“党”的。胡温新政“新三年”转眼过去了，下面应该是“旧三年”，也就是“新政”变“旧政”，但这“旧三年”还没开局，事情就已经破绽百出，不能不缝缝补补了。有什么办法呢？质量普遍下降了，老百姓勤俭持家难做到，共产党勤俭持党也难做到。

人活着就要选择。世上有三种选择：一是在好与坏之间选择，二是在好与好之间选择，三是在坏与坏之间选择。第一种选择容易，聪明的中国人在娘胎里就决定了，比如都选择钱多，不选择钱少，都选择占便宜，不选择吃亏等。至于第二种选择，在好与好之间的选择，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，大多数人还没有那么奢侈，故这种“丰乳”与“肥殿”之间的选择，我们可以忽略不计。剩下的就都是第三种选择，也就是坏与坏之间的选择，这种选择可以说遍地都是，中国人天天要面对，比如在这个贪官与那个污吏之间，在白痴与愚蠢之间，在忍气吞声与遍体鳞伤之间，等等。

在世界共运史中，共产党的宣传部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现象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形态，而且发挥着不同的作用。以中国为例，在夺取政权之前，中宣部是共产党吸收机制的一部分，所谓宣传群众与发动群众原本就是一回事。在巩固政权的时期，中宣部摇身一变，变成了共产党控制机制的一部分，所谓宣传群众与控制群众原本就是一体化的。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，中宣部又摇身一变，变成共产党腐败机制的一部分，把愚弄自己与脱离群众这两个方面充分整合，成为共产党多发病与常见病的总病灶。

《人民日报》7月28日刊载评论员文章（《要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基层、解决在萌芽》）称，稳定乃国家之大局，人民之愿望，一点也不错；又说“没有稳定的社会局面就什么事也干不成”，我认为完全正确，但有了稳定的局面又如何呢？我对那个惰性十足的官僚体系不是很有信心，有了稳定的局面，恐怕它就什么事也不想干了，因为那就是人间天堂了！有本事贪污的可以继续贪污，有办法腐败的可以继续腐败，而老百姓就是不造反，不管他们怎么受欺负。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吗？天下没有这样的好事。因为世道变了。

有一件事一直想不通：中国的商店把鞋和帽子放在一起卖，叫做“鞋帽间”，当然鞋帽间发扬光大了，就还有鞋帽店，专营鞋帽。这种店在其他地方很少见，比如在美国，有鞋店，有帽店，但没有这种“一国两制”的鞋帽店。这两样东西，一个顶天，一个立地，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，不知道有什么内在的必然联系。或许是中国哲学深不可测，这“头”与“脚”的个中奥秘，我们没有深刻领会。或许，中国的唐僧单用一顶“紧箍咒”，就制服了孙悟空，历史上中国的男人单用“裹小脚”一个小计，就制服了女人，恐怕都不是空穴来风。这里有学问。

中国的事情说不清，也不必说清，故不想劳神子搞分析了，就卜一卦吧。时下中国走的是否卦，叫做“否卦中国”。《易经》第十二卦“否”，否极泰来的“否”，上面是个三长横的“乾”，下面是三断横的“坤”。

“否极泰来”是“大乱到大治”的意思：在清明政治之前，要有一个腐朽不堪的阶段；在黎明到来之前，要有一个特别黑暗的时辰。否卦中国就是这个腐朽黑暗的时期，不但黑得可以，而且不失幽默。黑色幽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