晓竹天下 个体空间

今天世人看中国，中国是世界工厂，但二十年后世人看中国，中国可能是世界的第一大道场，各大宗教将在中国一搏，争夺这14亿灵魂。人类十个中间有三个基督徒，两个半穆斯林，一个印度教徒，不到一个佛教徒，剩下最后的三个人，尚不知所终，其中大概有两个半住在不信神的神州――中国。这个情况并非偶然：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，宗教在全世界各个教派中继续复兴，迅猛增长，人类似乎重新燃起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宗教热情。在中国，宗教意识才刚刚从漫长的冬眠中复苏过来，尚未起步，但已经显示了巨大的能量。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，人类的宗教热情很可能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达到最终的沸点。

《权力与正当：美国新保守派的全球战略》 作者：刘晓竹   中国妇女出版社2006年出版

作者自序

第一部分 政治崛起

第一章 什么是新保守派？
第一节 新保守派的“新”
第二节 狭义新保守派
第三节 广义新保守派

第二章 崛起的道路

利用散步运动的时间，陆续听完 Peter Meineck 的一套关于古希腊神化学的讲座（Modern Scholars），一共十四讲，觉得不错。对西方古典文化的研究与把握，还是要从古希腊做起。不错，宗教是文明之母，但不是所有的宗教都可以产生伟大的文明。我想，这个宗教必须：一、焕发出极大的精力与热情；二、具有极大的想象力与精神创造的空间。这不由得让我思考中国文化中的超自然主义之要素，以上两个特点在先秦最为突出。遗憾的是，到后来统治者将其阉割，不断变成控制的手段，而非自我超越的跳板，应该说这是中华文明产生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原因。

自古以来，中国的精英就重视这个“民”字，叫做“以民为本”，在传统社会，这个事情比较好办，汉文帝就解决了：一不与民争利，二以农业为本。但到了近代，中国要工业化，要现代化，落实这个“民本”就难上加难了。不能说近代精英不再重视“民”了，也不能说他们没有把这个“民”放在心上。从到梁启超提倡“新民说”，到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，到毛泽东搞人民战争，后来又搞了无数群众运动，直至今天，胡锦涛不是还在说“情为民所系，权为民所用，利为民所谋”吗？

这两天，读了托洛斯基的自传，又涉猎了一点批判法学的材料，为目前写作计划的一部分，但顺便的，就想到了知识分子的问题。在我看来，知识分子有广义与狭义之分：广义的知识分子指读书人，狭义的知识分子指反思者。现在文化普及了，都是读书人，所以几乎人人都是知识分子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，亦即有的人读书多，有的人读书少。但狭义的知识分子必定是少数。首先，从素质要求来看，他们不但必须有反思的能力，还必须有反思的勇气、意志与勤奋，这种人不多。其次，他们的存在对于社会而言，成本太高。养这样一个人固然要社会成本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容忍这样一个人也是要社会成本的。

中共的领导人常把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”挂在嘴边，但是小康社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难道它就是温饱的同义词吗？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不管是什么东西，只要一经过共产党的宣传机器的理论处理，就一定变得俗不可耐呢？不能说我找到答案了，但其中有一个原因恐怕是，共产党的脑袋生锈了，不错，它的意识形态之武器曾经比坦克车还厉害，冲锋陷阵，但是现在却已经变成了一堆废铁。但共产党还习惯于坐在里面，自我欣赏，这不就变成了这堆废铁的囚徒了吗？这个不说了。

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，就像穷人拾荒捡破烂一样，一定要满山遍野到处找，发现了一点什么烟盒水罐的，就不免眼睛一亮。今天李敖先生去大陆拾荒，大家要给予鼓励，捡到什么当然好，捡不到也没关系，慢慢来嘛！不是我悲观，中国的言论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要一砖一瓦的积累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老百姓翻身也是一步一步来的，先是做第九等奴才，然后争取第八等奴才的待遇，再第七等、第六等、第五等、第四等、第三等、第二等，一直做到第一等奴才，最后才能翻身做主人，扬眉吐气，也不可能一蹴而就。

中国有句老话，叫做“得人心者得天下”，这是孟老夫子的一句老掉牙的老话，在与时俱进的今天，孟老夫子这句话应该改为“得人肚者得天下”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共产党贪污腐败，地方官员为非作歹，鱼肉乡里，无论从哪个方面看，都不能说是“得人心”的，但是共产党仍然稳坐江山。为什么？因为共产党得了“人肚”，中国经济以百分之九以上的高速度增长，实在说来，这也是不小的成绩，因此，只要能继续得“人肚”，共产党执政应该没有问题。

共产党最大的问题在于，精英自我调整的能力差，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。用共产党的话说，就是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，或生产关系不能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。怎么办呢？有两个前景，一是让共产党统治适合中国发展的需要，一是让中国发展适合共产党统治的需要。不过这都不是什么好办法，因为前者意味着共产党要亡党，后者意味着中国要亡国。在亡党与亡国之间，胡锦涛也不容易，即使不是焦头烂额，起码也愁出一头白发了。当然，胡锦涛的白头发属于国家机密，外国人看不见，我们也不好枉自猜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胡锦涛犹疑徘徊，共产党体制问题积重难返，这里面有苦衷。很多人批评胡温改革“治标不治本”，其实共产党真能治一治“标”就已经很不错了，因为实际情况是，癌细胞已经扩散，什么是“标”什么是“本”根本就说不清，五脏六腑都在癌变，到哪里去治“本”呢？要治本，恐怕唯一的办法是找一棵歪脖树。

在世界共运史中，共产党的宣传部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现象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形态，而且发挥着不同的作用。以中国为例，在夺取政权之前，中宣部是共产党吸收机制的一部分，所谓宣传群众与发动群众原本就是一回事。在巩固政权的时期，中宣部摇身一变，变成了共产党控制机制的一部分，所谓宣传群众与控制群众原本就是一体化的。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，中宣部又摇身一变，变成共产党腐败机制的一部分，把愚弄自己与脱离群众这两个方面充分整合，成为共产党多发病与常见病的总病灶。

中国的事情说不清，也不必说清，故不想劳神子搞分析了，就卜一卦吧。时下中国走的是否卦，叫做“否卦中国”。《易经》第十二卦“否”，否极泰来的“否”，上面是个三长横的“乾”，下面是三断横的“坤”。

“否极泰来”是“大乱到大治”的意思：在清明政治之前，要有一个腐朽不堪的阶段；在黎明到来之前，要有一个特别黑暗的时辰。否卦中国就是这个腐朽黑暗的时期，不但黑得可以，而且不失幽默。黑色幽默。

在其他国家，道德正确最重要，或政治正确最重要，但在中国，因为国情特殊，我认为“格调正确”最重要。大概因为其“特殊材料”，我宁可容忍专制的共产党，也不能容忍没有格调的共产党，而共产党的当务之急不是改革，而是改“格”，格调的“格”。什么叫格调？发生在李隆基与杨贵妃之间的，叫做“有格调”，有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为证；发生在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之间的，叫做“没格调”，有李志绥先生回忆录为证。红楼梦中的焦大骂贾府，说除了门口石狮子是干净的，骂得好，贾府的确腐败，但那是“有格调”的腐败，有审美价值。共产党腐败，没有审美价值，吃相太难看，这一点共产党不如满清的遗老遗少，在格调上不如。今天如果曹雪芹再生，写一部共产党的“红楼一梦”，恐怕写不出大观圆风光，也写不出“金陵十二钗”。因为共产党缺乏那一点格调。

天主教教主回天国了，人们纪念约翰保罗二世，思考他的一生。这让我想起来，曾几何时，中国也有一个教主，但死了以后，却回不了天国，变成孤魂野鬼，今天仍在中国大地徘徊。这个教主就是毛泽东。

共产党搞政治，以前悲剧多于喜剧，现在喜剧多于悲剧。“和谐社会”的事，若全面上演，就是最新一出喜剧。在中文字典里，“和谐”不是扯烂污的意思。然而在中国社会，“和谐”除了扯烂污，很难有别的意思。

一个中国原则有二：一是政治原则，一是文明原则。政治原则是小原则，文明原则是大原则。最近人大制定《反分裂法》，人们一般从政治层面解读，认为这是中国的“台湾问题法”，亦即它的出台与适应范围都是针对台独的。这也是共产党的说法。在我看来，这个法还应该有一个法理学的解读，超越现实政治，甚至超越历史的特殊情境而具有某种绝对意义。人大的立法者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但《反分裂法》的法理核心不是台湾问题，而是中华文明的自我认同，这就是“一个中国”的自我认同原则。所以，《反分裂法》这个名字不对，它应该叫做“一个中国法”，或者叫做“中华文明自我认同法”。

中国文字的一大优势是，中文概念可以拆开来说，多那么一点想象力的空间。比如，英文的腐败（corruption）只是一个词，腐败就是腐败，而中文的腐败则是两个字，一个是“腐”，一个是“败”，可以两说着。换句话说，“腐”并不必然意味着“败”，路子如果对头，“腐”可以导致某种新生，叫做“腐而生”，亦即“腐化”变“孵化”。这在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司空见惯。葡萄不腐化就没有葡萄酒的味道，人不腐化就没有人的味道。

记得恩格斯说过，政府的恶劣只能由臣民的恶劣来解释，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，统治者的劣迹昭彰是与被统治者的腐败相联系的。鲁迅讲到中国国民的劣根性，一部《阿Q正传》不就是讲这个问题的吗？有人说这是愚昧导致的，我不这样看。人的天理良知是人生来具有的，不用从外面去求，因为本身俱足。任何人不能把良心这个东西拿走，孔子说“三军可以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”。孔子没有错，这个“志”的确不可以“夺”，但是这个“志”可以被腐败。

这次南亚海啸重灾，造成当地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，成千上万人死亡，真是惨不忍睹。不过，今天想跟大家谈另一种惨不忍睹，这就是中国外交与社会在道义资源上的贫困现象，这是一种精神上的“惨不忍睹”。中国有个成语叫“隔岸观火”，现在可以改为“隔岸观灾”，好像这个海啸只要不到上海，就是与我无关的。

政治对于政治人物而言，是很严肃的事，这就像金钱对于商人而言，是很严肃的事一样。叫做“在商言商”，所以“在政言政”，那也是一点不含糊的。政客们为了夺权权力，该杀就杀，该骗就骗，该不要脸就不要脸，政客们为了捍卫权力，也是该杀就杀，该骗就骗，该不要脸就不要脸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，说到底，就是这个最不文明的政治厮杀的历史。

不能说中华文明已经堕落，这有点大不敬，但这个文明内部有不少人，包括一部分精英，已经走向堕落，这又是不争的事实。文明的本文意识脱落，用古人的话说就是：人心不古。可悲的是，在这个“人心不古”之前，还有一个“食古不化”的问题，在“食古不化”后面，又有一个“食今不化”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老祖宗的东西搞了个半吊子，现代西方的东西又变味走调，中不中，西不西，土不土，洋不洋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困境，叫做不清不楚，消化不良。

从11月28日起，《中外合资、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》生效，这是中国文化市场开放的一个起点。对于老百姓来说，这也是一点希望，希望以后多一点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，少一点假大空的官样文章。

然而长期以来，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养成了中国官场中的一个坏毛病，这就是喜欢教训老百姓，打官腔故然是一种公然教训的模式，那些即使不打官腔、温文尔雅的官员，不管你怎么说，其实骨子里还是要教训老百姓，意思是你要听话，不要犯禁。

上一次节目，我和大家一起探讨了引进外来宗教的问题，我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引进基督教、伊斯兰教以及印度教，但这显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，更为根本的问题是：如何重建中国的民间宗教，也就是以儒教、道教、佛教为主要内容的本土宗教。首先，我们要摆正一个态度，放弃那种“宗教是迷信”的简单化的看法。马克思说“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”，也很不全面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宗教还是文明之母。没有早期的祖宗崇拜的宗教，中华文明是不可想像的，同样，没有基督教，西方现代文明也是不可想像的。

五十五年以前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，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，此话一出，广场上的男女老少一片欢腾，摄像机镜头纪录了那一刻。那个“站起来”的愿望不难理解。自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国人一直被欺负、被人家打，自然伸不直腰板。所以要想站起来，就先要实现民族独立。然而，民族独立了，是不是就意味著中国人站起来了呢？老百姓马上就清楚了，共和国成立只是开始，中国一天没有摆脱贫穷落后，就一天没有站起来。

引进外来宗教从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。从政治层面看，外来宗教常常导致很多矛盾。但从文明层面看，引进外来宗教是中华文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。换句话说，印度教、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不仅仅是对儒、道、佛的补充，而且也是维系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以及创造性活力的根本条件。国内的报章常常讲“中华民族复兴”，什么是复兴呢？我想起码要有两个东西，一是经济起飞，一是文化事业兴旺。中国经济能不能起飞，现在还言之过早，起码假冒伪劣产品到处泛滥，不能叫做经济起飞。至于中国的文化事业，它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创造性与活力，与春秋战国时期、盛唐时期的文化气象相比较，差得何止十万八千里。

萨达姆侯赛因被押上了审判台，这是值得庆贺的一天，然而，这也是令人感到悲哀的一天，因为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暴君逍遥法外。暴君也可以有三六九等，从超级大暴君到七品、九品小暴君，还有那些不入流的小小暴君。事实上，当今世界的大暴君已经不多了，原因不是因为想当大暴君的人不多，而是因为当大暴君越来越困难。比如像萨达姆这样的大暴君，这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当上，起码要有杀几百万人的“战绩”。所以有“暴”心的人多，但有“暴”胆的人少。比较容易的，是当一个小暴君，用不了太大的胆子，用不了太大的能耐，甚至不用杀人，就能当上一个小暴君。比如最近舆论报道的四川自贡的例子。

中国社会现在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有尊严的人，一种是没尊严的人。有尊严的人是被人当人的人，没尊严的人是不被人当人的人。那么，怎么才能被人当人呢？在中国这个规则很简单，你要么有钱，要么有权，要么有关系。有了这三样东西，那么你就是有办法的，别人会把你当回事。假如这三样东西你一样也没有，那么对不起，没有人把你当回事，你就没有尊严。

最近中国官方媒体常常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国际问题以及两岸关系，几乎达到某种炒作的地步，这让我有些感慨。美国再不好也没有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，民进党再可恶也没有造成中国发展中的严重问题，而实实在在威胁这个民族生存的正是一些亟待解决、但仍未引起重视的国内问题。这些问题被按下不表，意味着中宣部控制舆论的模式的成功，但结果是对中国的发展机遇造成重大伤害：居危思安，亡羊不补牢。比如说，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，已经威胁着中国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，生态恶化及其严重性，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。中国的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的隐患，提出呼吁，但声音太微弱，没有实质的作用。必须有媒体跟进，在全社会就政治改革的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。

上次跟大家讨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条件以及台湾问题，现在我们来看中国和平崛起的内部条件。老实说，这个形势要严峻得多，我们甚至不能说，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和平崛起的内部条件。没有这个内部条件，所谓和平崛起只是一种可能性，还不具备现实性。那么，什么是这个内部条件呢？

学者们可以从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，但在我看来，中国和平崛起的内部条件，不过是一个字，这就是一个“民”字，亦即公民的“民”，民众的“民”。一百年以前，严复讲“强民力，开民智，新民德”，应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“三民主义”，在清朝末年显然没有实现；到了民国，孙中山倡导“民生、民权、民族”，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，现在共产党又提出了“三个代表”，我看是这个“民”字的第三个阶段。这一条不解决，一切都是空谈。

湖南有两位作家退出作协，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重大意义。但它所反映的问题其实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感到忧虑的，这就是这个文化历史最悠久的国家，今天面临着斯文扫地。自然生态不保护，绿地变沙漠；文化生态不保护，同样也要变成文化沙漠。中国难道离文化沙漠的前景还遥远吗？沙漠的特点是一阵雨过，遍地开花，但几天以后，又回复原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没有扎根深的植物，没有深厚肥沃的土壤。今天中国所呈现的文化繁荣，其实是一种沙漠现象，我想明眼人是看得很清楚的。

人大、政协完成了中共最高权力的接班程序，江泽民时代落幕，胡锦涛时代正式登场。很难说这两代领导人的治国理念与方略有什么不同，共产党还是共产党。但是中国的大气候在变，社会的机体在发生根本的变化，这就是工业化、现代化的洪流。从历史上看，它有冲决一切罗网、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与安排的巨大能量。所以共产党还想按照老办法、老规矩来统治中国，那是长久不了的。